【原健法小故事】一步一腳印, 十年鑄一劍–原健法中的原醫會和她的伙伴們~之二

2009年12月11日, 太陽時間9點, 第一場分區座談會–北區場. 

計畫自7月開始執行, 已過了5個月. 我們開了四場規劃委員會議, 收集了40多份意見調查表, 做了10多個電話訪談, 國內外文獻整理告了一段落. 

我問taysu說: 「要面對部落第一線工作者了, 我們準備好了 (音上揚+拉長音)? 」 

不明說, taysu也知道, 我可以自在的跟專家學者對話, 可以「沒有在怕的」跟長光討論, 但, 我最「恐怕」的, 就是跟第一線工作者對話! 因為, 我總是擔心自己不接地氣, 只會精神喊話, 讓第一線工作者的心情更沉重. 

所以, 在分區座談會前, 除了讀了一堆國內外的文獻 (是說跟學者和長光開會, 還沒有醬認真), 我們花最多時間準備的, 是族人意見調查和訪談記錄! 我們希望來與會的工作者知道—我們有讀書, 有做功課啦!  

不過, 那天一早跳上北上的火車時, 我還是一整個緊張. 坐在火車上, 我一再讀著族人的意見調查和訪談記錄整理. 一個讓我記到今天, 也一再提醒我的, 是一位部落長者對「健康」的定義 – 

「不管有沒有生病啦, 可以一直工作, 可以一直照顧家人… 生病沒關係, 只要你們醫生護士可以讓我還可以去山上, 去田裡, 就是我的健康啊. 」 

當時, 長期照顧相關法案還在討論階段, 我們知道長照應納入原住民族健康的範疇中, 當時的原健法版本也納入相關條文. 

為了讓分區座談會可以順利進行, 每一場人不能多, 又要有某種程度的「代表性」. 

為了讓每一場與會人員可以暢所欲言, 與會者的背景和「身份」同質性要高一點, 又不能太同質 – 

醫師最好不要跟護理師同場, 因為醫師在場時, 護理師通常不太說話; 同理, 衛生局科員和科長最好不要同場; NGO代表可不可以跟公部門長官同場?… 

為了每一場的與會者名單, 我們請教再請教, 討論再討論, 邀約再邀約. 

邀約時, 在說明完開會目的後, 我們最常聽到的回答是: 「又要談喔? 」 、「還要談喔? 」、「談有用嗎? 」… 

你可以想像, 光是邀約電話裡的對話, 我和taysu就被對方的無力感重重壓著, 何況要到現場跟他們面對面. (是說, 他們真的會出席嗎?)  

每一場的第一線工作者成員中, 有一群人比較特別–他們是教會牧者 (包括歐蜜偉浪牧師)! 每一區都有3到5位牧者到場, 他們特別強調健康定義中應納入「性靈健康」! 

值得一提的是: 台北巿原民會的一位先生帶來了「臺北市原住民衛生醫療自治條例」 (民國102年通過), 這是當時 (現在應該還是全國唯一) 所有院轄市唯一與原住民健康有關的法規. 

每一場, 我和taysu都要一直深呼吸 — 面對第一線工作者的無力感, 深呼吸; 面對第一線工作者的期待, 深呼吸. 

每一次的回程, 我們兩個在火車上都會互相取暖打氣, 一再告訴自己 — 當第一線工作者說「這個法案只是在宣示, 沒有什麼希望落實」時, 他是到了會場對著我們、對著其他與會者說! 他沒有不來, 他還是來了, 因為~~他, 還是在乎的!   

第一線工作者提到三大面向的困境: 組織, 經費, 和人力. 

在組織上, 我們有過一種討論, 叫做「不要太多公婆」的行政組織架構! 就是說: 可不可以不要衛生局, 只要有一個最高的、中央級的「原住民健康署」, 下面就是各鄉鎮巿的衛生所?! 我們也討論衛生署 (當時未改制成衛福部)和原民會誰主誰輔 (誰比較厲害的意思!). 

在經費上, 我們一直計算不出來每年政府衛生預算中有多少是用在原住民族健康上的? 這個疑問, 至今未解! (連立委都要不到相關資料)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認為應該比照當時即有的「醫療發展基金」, 設立「原住民健康發展基金」.

在人力上, 我們把文化敏感度納入, 也再次面對看似無解的「自己人服務自己人」的人才任用和留用機制. 

2010年3月5日, 我們最後一場分區座談會在花蓮慈濟大學的會議室進行. 

那天結束後, 我鬆了一口氣. 因為, 我暫時不用跟第一線的無力感直球對決了.  

但, 我也知道, 另一波「無力風」, 就要吹起…

它一吹, 就又吹了十年. 

在此, 向2009/12/11到2010/3/15年間, 到場參加座談會的所有第一線工作伙伴們,

再一次, 致上深深的感謝. 

原健法部落共識座談會

原健法部落共識座談與會人員